导语：有的公司股东觉得，公司高管或职员如果自己私刻假公章，与我何干？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而且一定是“哪个私刻假公章、哪个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真实的结局却是：私刻假公章的公司高管或职员坐牢了，经济责任却由公司承担。本文较长，但还是建议你认真读完。
案例介绍
1、翁炎金为万翔公司董事长，但非法定代表人。翁炎金因投资武平县平川镇夹子背房产开发，从2009年8月开始向游斌琼筹资，游斌琼于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间分4次向翁炎金投入资金总计245万元，翁炎金也分别向游斌琼出具4张《借条》，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4张《借条》上盖章表示担保。有关款项已根据借条款定，实质支付给翁炎金。
2、2014年4月30日，游斌琼、翁炎金就上述借款事宜又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对以上四笔借款计利息进行了结算，重新约定了还款期限，同时，翁炎金承诺，如不可以按期还款，“乙方（翁炎金）赞同甲方（游斌琼）选择其开发的房产中的实体门店折抵借款本息，实体门店出售的价格予以打折，按相邻实体门店成交价的90%计算”。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亦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盖章进行担保。《协议书》签订后，翁炎金未准时按约还款付息，也未将实体门店提供给游斌琼抵作借款本息。
3、游斌琼向福建龙岩中院起诉，需要翁炎金还本付息，华鑫公司、万翔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龙岩中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游斌琼的诉请。万翔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高院，福建高院判决驳回上诉，保持原判。
4、万翔公司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期间，万翔公司提交了武平县法院刑事判决，确认：2014年下半年翁炎金私刻万翔公司印章，并在向游斌琼出具的借条、协议书上加盖了该枚印章。但最高法院仍裁定驳回了万翔企业的再审申请。
败诉缘由
翁炎金虽不是万翔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但他是该企业的董事长，最高法院据此觉得已构成表见代理。
虽然有翁炎金伪造印章在借条、协议书上用构成伪造印章罪的判决书，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与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买卖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任，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察的义务，对于相对人需要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买卖安全。综上，法院觉得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付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紧急误解1、只须证明当事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公司就可对合同不认账。事实上伪造印章构成犯罪，并不当然致使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办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备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紧急误解2、只须可以证明合同上盖的章是假的，公司就能不认账。岂不知，公司有关职员假如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使私刻公章构成犯罪了，其签订的合同在民事上还是有效的。在以下几种状况下，即便印章系伪造，公司也不可以够不承认其效力：（1）伪造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人构成表见代理；（2）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3）公司用章不具备唯一性；（4）公司在其他的场所承认过该印章的效力；（5）公司明知别人用伪造印章而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3、紧急误解3、在涉及伪造印章等刑民交叉案件中，以为通过假公章刑事案件判刑就能达到“一击致命”，彻底摆脱民事责任的目的。事实上应重点着眼于民事案件的处置，切勿重点着眼于刑事案件的处置。由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一样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借助伪造印章签订合同和伪造印章在事实层面上总是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千万不可以由于紧盯刑事案件而疏忽民事案件，最后致使败诉。
4、公司尽可能防止出现“真伪孙奥创”，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各有其人。公司对外的代表人出现了“真伪孙奥创”，容易致使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的风险增加。应当在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决策权及代表权的集中，减少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和出现决策僵局的风险。
以下为最高法院在“本院觉得”部分就此问题展开的论述:
构成表见代理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备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备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实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状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状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状况是常见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肯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职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推行的行为更能引起买卖相对人的合理信任。同时，翁炎金还是万翔企业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企业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与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买卖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任，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察的义务，对于相对人需要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买卖安全。综上，本院觉得，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付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万翔公司关于翁炎金并不是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存在私刻公章行为，故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等倡导不可以成立。
裁判看法1、伪造印章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当然致使所签协议无效
案例1、湛江第一级建造师筑工程公司与湛江第一级建造师筑工程公司、白增江出租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最高法院觉得：“湛江一级建造师倡导《出租合同》上湛江一级建造师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级建造师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与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级建造师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级建造师承担。湛江一级建造师倡导出租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没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是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出租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不需要暂停审理或驳回起诉。”
案例2、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公司、陆东武、江苏天盛工程设施制造公司与潘冬英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544号]最高法院觉得：“案涉借款合同是不是有效，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并不由于陆某构成骗取贷款罪而势必致使其与润元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陆某以加盖伪造印章的方法，提供不真实证明文件，骗取润元公司贷款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方法或者乘人之危，使他们在违背真实意思的状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润元公司享有撤销权。因润元公司未根据该条规定倡导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案例3、北京瑞图科技进步公司与宜昌博奥科工贸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北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号]该院觉得：“虽然宋圣明因伪造潞安集团印章的犯罪行为而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民法院以‘伪造印章罪’判处拘役6个月，但该事实只不过证明宋圣明伪造潞安集团印章行为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并没确认宋圣明以潞安集团名义所推行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没否定宋圣明作为实质施工人所享有些民事权利。宋圣明以潞安集团的名义推行涉案工程的施工行为属实，宋圣明对其以潞安集团的名义施工的工程有权向瑞图公司倡导工程款。”
案例4、张家口景泰商贸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交易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河北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终字第102号]该院觉得：“关于上诉人倡导的张希林、王海霞、路长安等人涉嫌用伪造印章签订购销合同并构成犯罪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职员和其他直接责任职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获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导致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王海霞、路长安、张希林的身份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三人的行为如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可以免除北京工程处的民事责任。北京工程处为上诉人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应由其法人承担。原判兴隆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案例5、九江周大生实业公司与邱赐添、刘财、廖红霞、福建虹盛电器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福建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该院觉得：“刘财作为周大生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他们没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假进行辨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讲解》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了解或者应当了解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财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十日向邱赐添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十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须没证据证明债权人邱赐添了解或者应当了解刘财超越权限、或者邱赐添与刘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遭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财犯伪造公章罪，该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财借助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原因不可以成立。”
裁判看法2、伪造印章涉嫌犯罪，并不当然需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案件民事部分可以继续审理
案例6、宋乃生、王庆杰与江苏八达园林股份公司、吴悟华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山东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该院觉得：“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八达公司倡导，吴悟华伪造印章的行为已超出民事行为范畴，不可以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置。该《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觉得不是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或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拥有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觉得不是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据原审察明的事实，本案应是经济纠纷，吴悟华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置，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且前已述及，二审将吴悟华在本案中借款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因此，对八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倡导，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7、成都龙祥旅游资源开发公司与成都彭州龙洋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592号]该院觉得：“虽然杨长明在案涉《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中加盖的龙祥旅游公司印章经鉴别为私刻，但依据其时任骑龙山长明公司、龙祥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在《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保证合同》上亲笔签字的行为，结合骑龙山长明公司基本账户同意元贷款，及成检公刑诉（2014）306号《起诉书》提及杨长明将部分贷款转至龙祥旅游公司基本账户用于缴纳骑龙山2号土地款的事实，足以认定杨长明签订以上合同的行为，均属代表贷款人、担保人履行职务的行为，据此，就可对本案所涉合同关系、效力及民事责任进行认定。因此，杨长明私刻公章签订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实，虽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涉及的事实存在关联，但并不是同一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一样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本案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筹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筹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只有当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筹资犯罪的，案件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杨长明仅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并不是非法筹资犯罪，据此，本案也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8、眉山东三新城建设公司与眉山东坡区崇礼镇人民政府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280号]该院觉得：“至于东三公司上诉称本案涉嫌韦晓波伪造公章罪，应暂停审理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问题。本院觉得，韦晓波是不是伪造东三公司公章不影响其表见代理行为性质的认定，故本案没有须等待刑事案件终结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不应暂停审理。”
案例9、苏培交与菏泽市海港房产开发公司（原菏泽怡海房产开发公司）、山东宝太金属材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山东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868号]该院觉得：“关于刘振国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不是涉嫌犯罪，一审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暂停本案诉讼，审理程序是不是违法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上诉称‘刘振国私刻公章,并秘密保留之行为已构成伪造公章罪;其借助该枚公章,冒用上诉人之名义为了我们的利益与别人签订一系列担保协议和借款协议,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院觉得，本案是刘振国表见代理行为而引发的借贷行为,依据现有证据，本案不拥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向公安移送的条件，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案不需要暂停审理。”
案例10、中浩建设股份公司与湖南助邵投资担保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南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该院觉得：“上诉人倡导孙胜辉涉嫌伪造公章，本案应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经审察上诉人提交的孙胜辉伪造公章的证据，系天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外人湖南大金钢结构工程公司诉中浩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发现的项目部印章经鉴别为伪造印章的犯罪线索，但上述证据中涉嫌被伪造的项目部公章与涉案借款合同上的项目部公章是不是为同一枚，缺少其他证据证明，而本案中的项目部公章是不是系伪造并未经鉴别。另，孙胜辉是不是涉嫌伪造公章，除助邵公司了解或应当了解以外，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案不是需要移送的范围。”(来源：法客帝国，本文略有改动)
作者|唐青林李舒李元元(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来源|法客帝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准时与原作者获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你的权益，烦请告知删除。